传染病与人类社会发展
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如病毒、细菌、真菌或者寄生虫等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传染病与人类如影相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
鼠疫曾经是历史上最为恐怖和神秘的疾病，公元165年~180年间，鼠疫在罗马帝国的流行导致了本土大量人口死亡。公元211年~266年间，罗马再次遭遇传染病大流行。1347年~1353年鼠疫横扫欧洲，夺去了大约1700万~2800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1/3。从1350年~1400年间鼠疫使得欧洲人均寿命从30岁缩减到仅仅20岁。直到16世纪末，欧洲每十年就发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峰，整个16~17世纪，鼠疫仍是威胁欧洲人生命的头号元凶。
天花曾是最古老、也曾经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人类有记载的与天花斗争的历史就有3000年之久。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经由受感染的气溶胶和已显现症状的受感染者的飞沫在人际间传播。17~18世纪，天花是欧洲最严重的的传染病，病死率为10%，死亡人数达到1.5亿之多。天花原来只在欧洲流行，地理大发现以来，原本隔绝的新旧大陆开始了相互交流的过程，随着欧洲人、非洲人源源不断地登上美洲新大陆，给那里的原住民带去了从未遇到过、不具有任何免疫力的天花传染病。天花在北美原住民中呈现出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两大特点，成为美国早期原著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18世纪末，天花每年夺走大约40万欧洲人的生命。仅在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就有3亿左右的人死于天花。
1918年~1919年全球暴发了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流感大流行，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立国西班牙首先公布了流感疫情,故称之为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流感（H1N1）累及全球近半人口，发病率达20%~40%，致2000万~5000万人死亡，病死率达2.5%~5%，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
和人类历史上这些发病率高、致死率高的急性传染病相比，结核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结核病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结核病。结核病由经常感染肺部的细菌（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结核菌可侵入人体全身各种器官，但主要侵犯肺脏，肺结核是最为常见的结核病。结核病在医疗卫生落后的古代及近代，死亡率极高，在欧洲也被称为“白色瘟疫”，目前结核病仍是世界十大死因之一。2017年，全球1000万人患结核病（包括100万名儿童），160万人因该病死亡（包括23万名儿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艾滋病(AID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人感染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等新发传染病在全球不断蔓延。1981年全球发现首例艾滋病，到2018年底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数累计达到3200多万人。2003年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在5个月之内传播到了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至2003年7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的累计病例8422例，死亡916例，全球范围内各地的病死率约为5%~15%，是本世纪初最严重的传染病。
随着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及药学等均取得迅猛发展，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中叶抗生素和磺胺类药物以及高效杀虫剂的使用，再加上人们生活生产条件的明显改善，使长期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许多急慢性传染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控制，全球传染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也由19世纪的50%~60%下降到当时10%以下，人类的死因顺位发生了由以传染病为主转向以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及意外伤害等为主的重大变化。
近年来，人类传染病呈现出死灰复燃和再度肆虐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诸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织所致。微生物的进化与适应，病原体与传播媒介耐药性日益增强,加大了传染病防治难度。全球气候变暖扩大了传染病的分布范围。日益发展的全球化、都市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大规模的人流和物流使得传染病更加易于传播。疾病无边界，使得传染病在短时间内随着全球流动到达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社会多元文化、生活观念的转变，也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改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和负面影响，性生活紊乱和滥用毒品，致使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流行，这一系列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天灾、饥荒、战乱、难民潮等为传染病的传播蔓延创造了条件。另外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加剧全球卫生不公平，造成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传染病防控能力不强也是重要原因。这些问题时刻提醒我们传染病依然是发病率高、危险性大的疾病，是全球高度关注、不能放松警惕的疾病。
我国传染病防控取得巨大成就
历史上我国也是传染病危害严重的国家，鼠疫、霍乱、天花、疟疾、黑热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在我国长期暴发流行。我国在明代已经应用人痘接种术来预防天花，在1723年引入西欧前，在中国已实施了几个世纪。1910年10月下旬哈尔滨鼠疫大流行，伍连德博士应用他所掌握的现代医学知识，快速确定病原体、隔离传染源，通过交通控制等措施阻断传播途径，使得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的鼠疫成功得到扑灭。伍连德博士在鼠疫防控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创始人，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传染病防控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我国有效地控制了霍乱、鼠疫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烈性传染病。我国1962年消灭了天花，1994年消灭脊髓灰质炎，2008年消除丝虫病，2012年消除新生儿破伤风，2017年我国首次实现了无本地疟疾病例报告，正在向2020年消除疟疾目标迈进。全国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由1970年的7000/10万下降到2018年的221/10万，死亡率从7.73/10万下降到1.67/10万，使得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用健康保障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传染病与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是一门以提高公众健康为目的，从群体视角出发认识健康、疾病及医疗卫生服务相关问题的，并采用群体手段解决有关健康问题的科学和艺术。公共卫生起源于传染病的预防。长期以来传染病是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直到上世纪初，人类一直没有有效治疗传染病的方法，通过卫生措施预防传染病是人类有效应对传染病的唯一法宝。
当中世纪鼠疫蔓延欧洲的时候，意大利米兰人无意中找到了一种阻挡瘟疫蔓延的有效办法：隔离。当瘟疫快要蔓延到米兰时，人们对最先发现瘟疫的三所房屋进行隔离，在周围建起围墙，围墙内的所有人不许迈出半步，结果米兰避免了瘟疫。这是人类对传染病第一次建立隔离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当时欧洲的巴黎、罗马、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街道上，污水横流，垃圾遍地，鼠疫爆发也使当时欧洲人改善了卫生习惯。鼠疫流行过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挖掘宽敞的下水道，并且重视对垃圾的处理，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国际上把对鼠疫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公众健康法来应对当时的霍乱大流行。该法案规定了政府在保障人民健康和福利方面承担的责任，是人类历史第一次从现代意义上对保障公民健康进行的立法。
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英国建立了国家健康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从法律上规定利用税收和国家保险的筹资方法，为全民提供完全免费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全球提供了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同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和社会环境而不同，并且提出了“2000年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世纪目标。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和卫生服务能力改善，公共卫生政策体系、服务能力与体系、疾病监测和防控能力等显著加强，有力保障了全球人类寿命延长和生活质量提高。随着医学模式发生深刻转变，人类疾病谱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公共卫生工作重点从防控传染病逐步转移到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但是国家、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贫困化、全球局部战乱不断、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等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出了挑战。
众志成城、科学防治，坚决打赢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
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各项防控综合措施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全国支援湖北，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全国医疗卫生工作者坚守岗位，无怨无悔战斗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他们不惧艰险、不畏安危，用实际行动谱写了新时代医疗卫生工作者忠诚于党和人民健康事业的壮美篇章。
海内外兰大校友和师生员工，无论是身处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还是在其他岗位的普通劳动者，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解忧、为国解愁、为民解难，或身先士卒、或捐款捐物、或献计献策，在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中彰显兰大精神，讲好兰大故事。虽然疫情打乱了我们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秩序，但是疫情打不垮我们必胜的信心。我们要化不利为有利，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充电，积极投身健康中国行动，掌握健康知识与技能，培养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真正承担起自己是个人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来。要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守护绿水青山，营造健康环境。我们相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广大医务人员英勇奋战，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战，曙光就在前方，我们一定会夺取疫情阻击战的决定性胜利。
刘兴荣，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院长。
参考：兰州大学 “治学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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